孙立仁: 篆刻、收藏家。中国老年报社原社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就开始收藏印章,随后开始操练篆刻,受京城篆刻大家王十川等老师的教诲,他扎扎实实从秦汉印入手,一方一方地临摹,寻求秦汉印的古意盎然,平正雅致之神韵。两百多方秦汉印温习之后,他又转向明清流派印的临摹。用功最勤的当是临摹黄士陵和吴昌硕的作品。多年来,孙立仁出手的作品,很少能找出与名家相似的地方,这便是他艺术创作的高明之处。他说搞艺术不能照搬和抄袭别人的,更忌讳重复自己较为成熟的作品。孙立仁的每一方印作,在遵循不照搬、不抄袭、不重复的“三不”原则下,力求有所创新,有所进步。近年来,他更注意满足索印者的需求和喜好,难怪文人墨客,以致名人政要们都喜爱他的印作,他治印原则是“以印会友”!因此,其人、其印在业界颇具口碑。

【原创撰文:中国书画家公示网艺术总监王宇非】

孙立仁先生是一位著名篆刻家。

       以篆攻书名为体;用篆治印功在刻。

       不识书法,难解篆刻。
       世人多识书家、画家,鲜追篆刻家;殊不知书难、画难、篆(刻)更难!不善书者,难善刻!为证此理,现先与读者共同追溯书法之“难”。

       大凡书者,不究于篆,无由得隶;不究书体,无由得法;不究章法无由得其家。
        翻阅典籍,远寻魏晋南北朝,近考唐宋元明清,晋人尚韵,唐人尚法,宋人尚意,元明尚态,求变之域多局限于体变。


       自秦代开创书法先河后,至西汉完成由篆书到隶书的蜕变,东汉张芝创立了今草(即草书),三国时期隶书衍变出楷书,晋时行书问鼎,南北朝流行北碑南帖,隋唐五代求规隆法,宋朝尚意宣情,元朝则是崇尚复古、宗法晋唐而少创新,明初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;明中吴中四家崛起,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。祝允明、文征明、唐寅、王宠四子依赵孟俯而上通晋唐,取法弥高;明末书法上追求大尺幅,震荡的视觉效果,侧锋取势,横涂竖抹,满纸烟云,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。清初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,碑学风气渐开,体变亦有创新。郑燮自名“六分半书”,丁敬隶法行草等。
       新中国则诞生后,更有舒同自立“七分半”体。楷、行、草、篆、隶五体各取一分,颜、柳各取一分,何绍基取半分,合称“七分半”。
秦代至今,工书体创新者众,事章法创新者寡。其根本在于:得体法易,得章法者难,创章法则更难矣!
       书体创新者,王羲之为圣。王羲之少从卫夫人(铄)学书法,后草书学张芝,正书学钟繇,博采众长,精研体势,心摹手追,广采众长,备精诸体,冶于己炉,摆脱汉魏笔风,自成一家,改汉魏以来波挑用笔,独创圆转流利之风格,隶、草、正、行各体皆精,被奉为“书圣”。曹植在《洛神赋》中盛赞道:“翩若惊鸿,婉若游龙,荣曜秋菊,华茂春松。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,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。”
       羲之先生之首功,在于惟用同体之变,以求章法之美。
       章法创新者,颜真卿为帅。其楷书一反初唐书风,行以篆籀之笔,化瘦硬为丰腴雄浑,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,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,其书体被称为“颜体”,与柳公权并称“颜柳”,有“颜筋柳骨”之誉。颜真卿最大功绩未止“颜体”,而是博及颜体章法之变。
       颜先生之首功,在于“以楷引行”布章之法,楷静行动,七静三动,动静结合,使得整幅作品宛如行云穿松、藤缠罗汉、岩石伴柳,诗意盎然、画意夺见。例证频足于《裴将军碑》贴。

颜真卿章法之变,以楷为母,驭楷引行

       颜真卿之后,郑板桥再变。然世人多颂其 “诗、书、画” 三绝于世,而鲜于问功其章法之变。板桥先生章法之变,实为遗后书者之大德大善矣。板桥章法,以楷引隶,借隶骨化魏碑行草,隶、楷参半、间或以画法行之的“六分半书”,写来大小不一,歪斜不整,以黄山谷笔致增强作画的气势,以“乱石铺街作相、云里藏竹生魂”的法道,直抒内心“作官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”的梦想。
       板桥先生之书,若或祛隶,若或祛楷,则必沦名匠而非名家也;板桥先生之书若无此章法之变,其 “诗、书、画”恐难三绝唱于世,其因至上简朴:诗难盖李杜,书难盖二王,画难盖吴生(吴道子)。既然三不盖世,何以冠其“诗、书、画”三绝于世?皆因其自创章法冠于世也。


       板桥之后,吴颐人出世。一九四二年生于上海。吴先生之功,在于以汉简融他长。改陈规,超越碑版,直接从简牍书入手,镕古今于一炉,字间架构上承大篆小篆之圆润恢弘,下启行楷之风流韵动,草书之潇洒飘逸,既有前朝之风韵,又兼后代之流动,直追秦汉,取法得体,其布章之法天真活泼,恣意汪洋,灵动无限,立显新貌,书工老辣纵肆,见者无不击节称赞,亦称前无古人。此盖颐人先生书艺之创举。

       治印之功,在于表法。即浓缩彰显书之章法。按照书章之上乘技法管理统筹印的制作是为“治”。
       倪振良先生,亲自撰文《文人治印——记为人低调的著名篆刻家孙立仁先生》,刊登于东北新闻网,现摘录以飨读者。

       低调为人,高调治印

  倪振良先生:我与立仁先生交往十余年,同在媒体界,深知他业余从事篆刻创作已有二十多年了,业内朋友们都对其作品赞不绝口。

  但他为人低调,从不张扬。可以说,介绍孙立仁篆刻创作的,我是第一人。2003年,香港《大公报》要我写一篇评介篆刻家孙立仁的文章。当年,作为中国老年报社副社长、副总编的孙立仁,业余搞篆刻,主要是为媒体业内人士刻个藏书章、名章什么的,纯属个人爱好。书画家也有慕名求章的,如北京著名书法家张仲愈老先生特别喜欢立仁先生的作品,喜欢他图章中所渗透出的那股子文人的书卷气。老先生通过几个朋友,拐着弯儿地找到他,请他治了方名章。因为,都是搞媒体的,彼此间都比较忌讳被“宣传”。我与立仁先生说,香港《大公报》主要是对外的,内地朋友们知道的不会太多,所谓“墙内开花墙外红”也是一种境界。这样,他勉强答应了。

  当年,那篇文章的题目是《习秦汉 摹明清 善创新》,我是以蕭睨名字发表的,占了大公报将近半个版。一时,在境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许多人纷纷找他刻图章,他忙于应酬,又搭石头又搭功夫儿,让他好不受用。

  2005年,他应邀参加了《首届全国新闻书法大展》,展后发消息时,却把他的名字误打到中国青年报去了。2011年,他参加《中央国家机关书画展》,获得个三等奖。2009年,又应香港《大公报》之邀,再写立仁先生篆刻创作,题目是《转益多师 自成个性》。说起来,我是第一个写立仁先生的,也是第二个写他的。至于谁是第三个写他的?那还是我!有啥办法,他拒绝媒体宣传,怕业内人笑话,我是媒体人,又是他挚友,推诿不了嘛!这第三篇文章又非我写莫属了!

  立仁先生还是值得一写的。他在操练报纸文字的闲暇中,行刀篆刻,纯粹是为了个人爱好。媒体的老总们,其实是很累的。2006年,立仁先生当了中国老年报社社长之后,工作就更忙碌了。除了行政工作之外,报纸的一二版,他是必审的。每天下来,都累得头昏眼花的。回到家里,只想干点自己的事,而他的选择就是刻印。方寸之间,凝聚着他的情感,也凝聚着他的艺术感悟和人生认知。他对篆刻,看到的不仅仅是艺术,还有历史、文化等等诸多元素。可谓高调治印。

       倪振良先生,亲自撰文,洋溢阐述孙立仁先生篆刻独到“三法”,功在印外。下为倪振良先生撰写原文:

  立仁先生认为,篆刻首先是一门艺术,从篆法、章法到刀法。每一步都需倾注艺术匠心,精心谋划。篆法需要使用者具备“文字学”功底。要深入了解文字的传承与演变,从甲骨到金文(简帛文字),再到小篆。在篆法运用上,严格的讲大篆与小篆不好混搭,更不能随意拆拼篆字。该用通假字时,一定要有考据。章法要知白守黑。要具备美术家的设计能力,懂得谋篇布局。挪让、粘连、简省、残断等都得讲究。刀法要有工匠般娴熟的技艺,用刀当随心所欲,无所顾忌。这些,都是篆刻家必备的素质,只要功夫用到了,每个人都可达到。立仁先生20余年沉浸其中,自有他独到的“三法”。

  但,他认为更重要的不是这些,而是“印外求印”。明代以来,文人治印蔚然成风,使得篆刻艺术进入一个繁荣发展阶段。文人的介入,让篆刻更富有艺术个性,使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。到了清代,文人治印更加活跃。清末,“印外求印”的倡导者和开拓者赵之谦,其作品借鉴诏版、砖文、钱币、刻石、镜铭等,尽其所用。其印风多变,突破了前人“印中求印”的局限。立仁先生所理解的“印外求印”,还不仅限于此。他认为,印人的学识、修养、阅历等等,更为重要。凡“印”大成就者,于文史哲经兼通,且学富五车。其为人谦和,品德高尚,堪为典范。其阅人无数,历事万千,乃古今中外皆晓。

  近些年来,立仁先生有计划的读了一些国学经典与历史、文化书籍,增加其学养,并将其领悟到的东西,融入其作品之中。去年,立仁先生应邀参加西泠印社、浙江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举办的“情系八残会 大爱涌浙江”百人百印篆刻活动,组织者寄来一方上好的青田封门青,要求刻“仁者无敌”四字。领受任务后,立仁先生想“仁者无敌”中的“仁”字,是儒家思想核心。“仁者无敌”出自《孟子.梁惠王下篇》,意为“施仁政者是没有敌人的”。如何表现?此印刻得强悍了,与“仁者”的怀柔相背离。刻得阴柔了,又与“无敌”所显示的力度不合拍。要想把捏好此印,还真不容易。这些,其实就是“印外求印”。最后,他确定用大篆朱文印来表现,“仁”字单立人右边一笔下滑延伸,托起两横,表现“仁”字的怀柔之态。“敌”字的左上部辛作实心,增加敌字的力度(见图)。“仁者无敌”印,充分地表达了创作者的思想。其印外功夫,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
  立仁先生的每一方印,都倾注了他的思考、构想与文人情怀,其作品所见到的,也绝不仅仅是篆刻技法。

       印者,信也。

       明代以来,文人治印蔚然成风,使得篆刻艺术进入一个繁荣发展阶段。文人的介入,让篆刻更富有艺术个性,使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。到了清代,文人治印更加活跃。

       清末,“印外求印”的倡导者和开拓者赵之谦,其作品借鉴诏版、砖文、钱币、刻石、镜铭等,尽其所用。其印风多变,突破了前人“印中求印”的局限。立仁先生所理解的“印外求印”,还不仅限于此。他认为,印人的学识、修养、阅历等等,更为重要。凡“印”大成就者,于文史哲经兼通,且学富五车。其为人谦和,品德高尚,堪为典范。其阅人无数,历事万千,乃古今中外皆晓。

密不透风,宽可走马

       《核舟记》是由明代作家魏学洢撰写的一篇文章,由同时代学者张潮编选到《虞初新志》,《核舟记》生动地描述了一件精巧绝伦的微雕工艺品。文章描述了用桃核刻成的小舟,表明古代工艺的高超境界,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。本文使用从两头到中间,从正面到背面的空间顺序,介绍了“核舟”的形象,热情赞扬了我国明代的民间工艺匠人的雕刻艺术和才能。表现了作者对王叔远精湛工艺的赞美。

【原文】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,能以径寸之木,为宫室、器皿(mǐn) 、人物,以至鸟兽、木石,罔(wǎng)不因势  雕橄榄核小舟(乾隆二年)象形,各具情态。尝贻(yí)余核舟一,盖大苏泛赤壁云。舟首尾长约八分有(yòu)奇(jī),高可二黍(shǔ)许。中轩敞者为舱,箬(ruò)篷覆之。旁开小窗,左右各四,共八扇。启窗而观,雕栏相望焉。闭之,则右刻“山高月小,水落石出”,左刻“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,石青糁(sǎn)之。 船头坐三人,中峨冠(guān)而多髯(rán)者为东坡,佛印居右,鲁直居左。苏、黄共阅一手卷。东坡右手执卷端,左手抚鲁直背。鲁直左手执卷末,右手指卷,如有所语。东坡现右足,鲁直现左足,各微侧,其两膝相比者,各隐卷底衣褶(zhě)中。佛印绝类弥(mí)勒,袒胸露(lòu)乳(rǔ),矫(jiǎo)首昂视,神情与苏、黄不属(zhǔ)。卧右膝,诎(qū) 右臂支船,而竖其左膝,左臂挂念珠倚之——珠可历历数也。

       舟尾横卧一楫(jí)。楫左右舟子各一人。居右者椎(chuī)髻(jì)仰面,左手倚一衡木,右手攀(pān)右趾,若啸呼状。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,左手抚(fǔ)炉,炉上有壶,其人视端容寂,若听茶声然。

       其船背稍夷(yí),则题名其上,文曰“天启壬(rén) 戌(xū) 秋日,虞(yú)山王毅叔远甫刻”,细若蚊足,钩画了了,其色墨。又用篆(zhuàn)章一,文曰“初平山人”,其色丹。

       通计一舟,为人五;为窗八;为箬(ruò)篷,为楫,为炉,为壶,为手卷,为念珠各一;对联、题名并篆(zhuàn)文,为字共三十有(yòu)四;而计其长曾(céng)不盈寸。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。嘻,技亦灵怪矣哉!

【译文】明朝有个手艺奇巧精妙的人,名字叫做王叔远,他能够用直径一寸的木头,雕刻出宫殿、房屋、器具、人物,甚至是飞鸟走兽、树木石头,全部都是就着东西原来的样子模拟那些事物的形状,各有各的神情和姿态。他曾经送给我一只用桃核雕成的小船,刻的应当是苏轼泛游赤壁的情景。

       这小船从船头到船尾长八分还有余数,大约有两个黄米粒那么高。中间高起而开敞的部分是船舱,用箬竹叶做成的船篷覆盖着它。船舱旁边刻有小窗,左右各四扇,一共八扇。打开窗户来看,雕刻着花纹的栏杆左右相对。关上它,就看见右边刻着“山高月小,水落石出”,左边刻着“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,用石青颜料涂在刻着 字的凹处。

       船头坐着三个人:中间戴着高高的帽子、长着浓密胡须的人是苏东坡,佛印在右边,鲁直在左边。苏东坡和黄庭坚共同看着一轴横幅的书画卷子。苏东坡的右手拿着手卷的右端,左手抚着鲁直的背脊。鲁直左手拿着手卷的左端,右手指着手卷,好像在说什么话似的。东坡露出右脚,鲁直露出左脚,各自略微侧转着身子,他们的互相靠近的两膝,都隐蔽在横幅的书画卷子下边的衣褶里。佛印极像弥勒菩萨,腹胸袒露,抬头仰望,神情跟苏东坡,黄庭坚不相类似。他卧倒右膝,弯曲右臂支撑在船上,而竖起他的左膝,左臂挂着一串念珠挨着左膝──念珠可以清清楚楚地数出来。

       那只船的背部稍微平坦,就在船背上面题了(个)名,文字是“天启壬戌秋日,虞山王毅叔远甫刻”,(字迹)细小得像蚊子的脚,笔画清清楚楚,它(字)的颜色是黑的。还刻着一个篆书图章,文字是“初平山人”,它的颜色是红的。

       总计整条船,刻有五(个)人,刻有八(扇)窗;刻箬竹篷、船桨、炉子、茶壶、手卷、念珠各一件;对联、题名和(图章上的)篆文,刻的字共有三十四个。然而计算它的长度,它的长度还不满一寸。原来这是挑选了(一个)长而狭的桃核雕制成的。啊!(这)技艺也真奇妙啊!

       善事纯真是为功。
       无为之心,赢得广博赞赏。新闻界的老前辈邵华泽先生书法所用的年号章,年年出自于立仁先生之手。每每临近春节,他必将年号章送到。否则,邵老一定会电话催要的。年前,立仁先生为武春河先生治了两方印,也深得其所爱。

       一些书画家,如夏湘平、郭雅君、张虎、官布、郭公达、冯晋庸、邢振龄等诸位先生,都喜欢他的印。

  还有文化名人曹灿、生茂、石祥、于淑珍、鲍鹏山等都是以拥有孙立仁治的印为乐事,还应邀为邹家华、王文元、龚心瀚、郑必坚、滕文生等老领导治印。

       倪振良先生,亲自撰文,阐述孙立仁先生以德治印,精益求精。原文如下:

  如今,许多传媒界人士进入书法篆刻界,对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士讲,不能不算是一个冲击。这些文人们自身就带有文字书写的功力,加上对其独到的理解和见识,丰富和活跃了不断进步中的书法篆刻艺术。笔者认为,这是一种好的社会现象,值得人们人们关注和赞赏。当今,从事媒体工作的邵华泽、武春河、赵立凡等人,以书法立足于书法圈内,已有多年且名声显赫。孙立仁该算是以篆刻艺术进入书法圈的传媒人士。

  对传媒业内的同好们,他有求必应。或赴约或治印,当仁不让。新闻界的老前辈邵华泽先生书法所用的年号章,年年出自于立仁先生之手。每每临近春节,他必将年号章送到。否则,邵老一定会电话催要的。年前,立仁先生为武春河先生治了两方印,也深得其所爱。

  难怪一些书画家,如夏湘平、郭雅君、张虎、官布、郭公达、冯晋庸、邢振龄等诸位先生,都喜欢他的印。

  还有文化名人曹灿、生茂、石祥、于淑珍、鲍鹏山等都是以拥有孙立仁治的印为乐事,还应邀为邹家华、王文元、龚心瀚、郑必坚、滕文生等老领导治过印。

  立仁先生是篆刻大师韩天衡的入室弟子。韩老师桃李满天下,学生众多且团结友爱,立仁先生十分喜欢与老师、师兄们相聚相会,学习、切磋技艺。只要是有时间,“豆庐雅集”他是一定要去的。

       与老师相见,与师兄们交往,对立仁先生的篆刻水平的提高,很有帮助。

  立仁先生所治的印,很少拿出去卖钱的。一些是朋友所托,乐而为之;一些是以印会友,人家回敬一幅字或一幅画;一些就是自娱自乐,有了创作欲望或创新想法时,就刻上一方,自我欣赏。再有一些才是老板们求印,润格是不容商量的。但,他完成的作品质量,绝不含糊。

  立仁先生的作品,依旧遵循传统,刀法洗练,线条讲究,规范耐看,不作哗众取宠之状。近年来,他对细朱文印颇下了一番功夫,对古玺印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,颇得同行们的赞许。当今印坛创作出现的创作情绪化和粉丝化现象,立仁先生是不附和盲从的,仍固守其传统和自我个性,保持着文人治印的精神与情怀。

国家民委授予圆梦大使称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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